原标题：文艺评论 ｜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的都市写作：既是写什么，更是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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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的都市写作，是当下中国文学创作中面临的一个现实课题。
“现代化”作为全球的一个公共话语，我国也早已沿用，还是在上世纪60年代召开的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就正式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而在去年召开的党的二十大上又格外强调了我们建设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具体来说就是具有人口规模巨大、全民共同富裕、两个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五大特征。这样一种设定的背后当是立足于我们自身的国情以及对各国现代化状况研究的结果。这也就必然对我们的文学创作如何表现都市、书写都市提出了一些新的课题以及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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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的是，无论是城市文学也好还是都市文学也罢，在我们的文学板块上目前至少都还不是一个强项，或者说总体表现并不突出。究其根源，这又和我们的国情和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以及客观现实紧密相关。
必须明确的是，城市文学也好、都市文学也罢，固然是一个题材的概念但又绝对不只是局限于此，甚至主要并不在于此。如果仅限于题材的选择，那我们始于晚明及这之后出现的《金瓶梅》、“三言二拍”中的不少篇什以及《红楼梦》等，将其归于“城市文学”的范围都似无不可，也与西方文艺复兴后的时点大抵相近。但中外文学史家却几乎鲜有如此认知者，最多只是说在这些作品中开始出现市民的形象及市井文化的萌芽。这样一种判断的形成显然就不是立足于题材而是隐身于题材背后的某种文化、某种思维或某种被称为“集体意识”的东西。
《金瓶梅》也罢、《红楼梦》也好，其中确有晚明之在中华土壤上开始出现并逐渐兴起的市井生活以及所谓城市的雏形，但它们的确都不是我们今天所谈论的、所处的和所想象、所应对的城市或都市。那时的所谓城市从表面看上虽也是权力、财富和信息的汇聚之地，但它们又的确不是当时整个社会结构的中心。
那时的中心在乡村，乡村不仅是当时中国最根本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之所在，同时也还是文化的中心。之所以这样判断，是因为当时我们全部的精神文化，包括思维方式、价值判断等等都是建立在以自给自足为根本特征的小农经济土壤之上，无论是其出发点还是落脚处莫不如是。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现代。新文化运动的兴起、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特别是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之后，整个社会的中心才开始向城市全面转移，不仅是物理空间广度上的不断拓宽，更是在社会空间与精神空间的维度上持续深化。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在社会文化上，城市或都市都开始逐步获得覆盖性的统领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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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我们的城市文学抑或都市文学写作面对这样一些社会层面或物质层面的巨变，其准备显然还是不够充分与不够自觉的。
比如，自“五四”以来乃至一直延续至今，我们的文学创作中始终存在着一种“出走”与“回归”的现象，那就是作品主人公因家乡的封闭贫困而走进城市，又因城市的喧嚣竞争而回归故土……尽管时代不同，背景不一，表现方式有异，但骨子里的根系却几乎完全一样。
比如，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张爱玲的“重新出土”竟然引发阵阵欢呼，其缘由之一便是视其为中国城市文学写作的佼佼者乃至第一人。姑且不论这种评价是否确切，只是这个视角便足以令人三思：果真如此还是哗众取宠？但有一点几乎可以肯定，那就是我们的城市或都市文学写作的土壤的确不能称之为丰厚。
比如，即便是70后、80后乃至开始冒头的部分90后，这些大部分天然就在都市出生和生活的作家们，面对现代都市的生活，他们的作为不仅不能说十分突出，面目同样也不怎么清晰，而评论对他们作品的解读也不时失语。
比如，自上世纪90年代末出现并持续至今的那个愈加庞大的网络文学写作群体，他们的笔下涉及都市者最多，但无论是表现还是解读同样都远不尽如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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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以上对历史与现状乃至想象图景的种种观察，我们今天来讨论与研究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的都市写作，本质上就是要关注文学究竟应该如何直面我们的生活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以及还将发生的那些巨大变化和可能；而面对如此种种的渐变或巨变，我们的感受方式、思维方式、想象图景和价值判断，如何走出长期以来存在于我们思维中的小农经济及单一计划经济的传统思维与价值判断？是否适应得了、跟得上去、乃至呈现更加美好的未来？如果再放大放宽一些，则还有一个目前开始出现歧义的所谓“全球化”大背景。这些都是我们在讨论“中国式现代化与都市写作”这个命题时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下三点我想无论如何都无从回避。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尽管国家已为此制订了“时间表”与“路线图”，但目前显然尚在过程之中，即便是抵达了阶段性的预期目标，现代化其实仍然还是一个持续发展的动态过程。面对这样一项浩瀚宏大的社会发展工程，作家们虽可以畅想结果，也更应该重视这个漫长发展过程的一些重大历史节点以及一些重要节点中的重大问题与突出的社会现象。如前所描述的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中，除人口规模巨大是一种基本国情特征外，其余全民共同富裕、两个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走和平发展道路这四项则皆属愿景一类，目前尚处在为之奋斗的过程当中。以全民共同富裕这一目标为例，尽管我们历史性地如期完成了全国脱贫攻坚这一历史壮举，但距离全民共同富裕这一目标则依然尚处于奋斗过程之中。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人与人之间贫富的差异——有的甚至还是巨大，这依然还是当下社会整体存在的客观现状。抵达我们的愿景显然还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理应是我们当下都市书写中应该关注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解决这一问题显然不是依靠旧有的小农思维能够根除，而是只有在中国式现代化思维的大背景下，依靠全民的共同奋斗和通过社会治理制度的现代化而逐步得以解决。
其次，现代都市固然是一个物理空间，但对创作者而言更是一个观念与心理的空间：观念是否抵达？心理是否存得下？这是首要问题。还是以全民共同富裕这一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为例，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现代社会的“共同富裕”观？肯定不是平均主义，肯定是一种有差异的共同富裕，这就是基本观念问题。但多大的差异能称其为合情合理？如何通过科学的社会治理制度进行一些宏观调控与合理调节？……诸如此类无不暗含着一个是否能够承受的心理问题。对作家而言，只有科学认识到这些问题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才能以一种科学的眼光和健康的心理完成自己的书写，从中传递出一种科学合理的价值观，否则很难保证不出现某种自觉不自觉的畸形的、甚至变态的笔墨。
正是基于以上两点基础性的认识，所谓都市写作与都市文学，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题材的概念与选择，是“写什么”的问题；但面对当下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的都市写作这个巨大的命题，骨子里、核心处更是一个视野问题、观念问题和格局问题，是“怎么写”的问题。
所谓视野指的是写作者了解生活、观察生活的宽度与深度，宽度是横向的，深度是纵向的，作品的物理呈现上可以是一人一户一村一镇，但作家的视野空间与心理格局则需要更大的横向宽度与更厚实的历史纵深。所谓观念指的是写作者的价值取向，是简单廉价的同情所谓弱者或仇视富人还是理性有序地建立多层级的观察视野与价值取向？没有后者的理性支撑，所谓中国式现代化条件下的都市书写大概率都会沦为一句空话。
在这个意义上，称“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的都市写作”更是一个怎么写的问题绝非一句妄言，而是我们曾经走过的路以及世界同行发展的历史所形成的有益启示。
作者：潘凯雄 知名文艺评论家
编辑：徐璐明
责任编辑：邵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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