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传统货币政策的产生，与我国目前存在的“低息”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零下限”限制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日本不受保证的隔夜拆放款利率于1999年2月份跌到0以后，日本央行凭借其制定的预期指导方针以及定量放松，在没有了传统货币政策可供选择的前提下，成功地控制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
在这一背景下，我国现行的货币政策已无法有效地发挥其作用。自那以后，美国，英国，加拿大，欧盟，日本等国家已将其政策利率下调至接近于0或更少，因此，在各大发达国家中，非传统的货币政策变得更为常见。
其中，在将联邦基金利率调整到低位之后，美联储采取了以预期管理为代表的方法，以扭转操作为代表的前瞻性指导政策，以及以定量宽松为代表的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扩大政策，并产生了一定的正面影响。在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都在学习和学习这种非传统的货币政策方法，并对世界经济发展造成了重要和深刻的影响。
2020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给全球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影响。自那以后，由于世界范围内大部分国家都已撤出刺激型经济政策以应付疾病的影响，许多国家，其中也有中国，都已明显缩小了货币政策的回旋余地。
在这一情况下，包括美国，欧元区，英国，日本在内的主要发达国家都在这次经济危机中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和步伐重新启动了非传统的货币政策手段。而且，伴随着中国金融业的进一步对外开放，中国很难在持续下降的世界真实利率和频繁出现的消费消极影响的双重打击下幸免。
随着非传统货币政策运用的日益广泛，学者们对于其效果和可持续发展的理解也出现了诸多不足。
首先，由于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我国的非传统货币政策表现出不同的效应；
举例来说，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主要发达国家采取的非传统型货币政策对于提高价格的效果相对有限，而在新冠病毒爆发时，美国及欧元区各国则出现了剧烈的通胀。这使得我国的金融管理部门很难对各类非传统型货币政策在不同情况下的执行效果做出明确和全面的预测。
其次，尽管非传统的货币政策能够使央行突破零利率下界的限制，从而实现宏观调控，但零利率下界的限制持续的时间越长，其宏观效应就越有可能被削弱。
比如从2021年开始，因为持续十多年的非传统货币政策，除了短期利率之外，欧元区的中长期利率也已经跌到了负水平，而收益率曲线也发生了严重的畸变，这就说明了非传统货币政策的可操作空间越来越小。
最后，虽然当前世界上各大发达国家采用的全部非传统的货币政策手段都可以上溯到21世纪初期日本提出的“预期指导”和“定量放松”，但是，对于一类新的货币政策手段，非传统的货币政策自身的界定却不够明确，也不够严谨。
在出现了诸如国际金融危机以及新冠病毒疫情这样的外在冲击之后，各国采取了一系列的非传统货币政策，其目的是要在维持价格的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提高产出和就业率的水平。
而在宏观经济的复苏时期，各个经济体采取的非传统货币政策，其主要目的是在不给宏观经济带来过大收紧压力的前提下，逐渐地实现非传统货币政策的退出。传统的货币政策手段在当前的低息条件下已经失效，因此，对传统的货币政策手段进行改进与创新就显得尤为迫切。
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世界范围内的利率不断下降，这也是非传统货币政策在发达国家得以广泛运用的原因。在二十一世纪以前，低息并不普遍。举例来说，从1950年到2002年，美国一年期债券的回报率只有两次下降到1%以下，一年期债券的回报率是在1954年和1958年。
但到2000年代初期，包括日本在内的二十七个发达国家，虽然最终摆脱了长达二十年之久的高通货膨胀，但同时也面临着严重的通缩压力，并且在全球范围内，真实的利率也有了明显的下滑。
在这些因素之中，虽然通货收缩的压力迅速减少甚至消失，但是由于全球范围内的低利率现象以及与之相伴而来的“零利率下界”限制所引起的货币政策的效力问题，却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全球新冠疫情的爆发之后，继续存在到现在。从1980年到2008的世界经济衰退之前，世界的真实平均利息已经从百分之五下滑到百分之二。
2008年的国际经济危机之后，美国的真实利率曾跌到了-1%，而在发达国家中，真实利率更是跌到了比“大缓和”更低的程度，并且世界各地的真实利率都跌到了1980年来的最低点。2015年，中国，英国，美国等国家的真实利率都在1%以下，而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的真实利率更是下降到了负水平。
虽然目前，我国还没有实行“零利率”或“负利率”的政策，但是，由于贷款主体的预算软约束，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很难提供全方位的流动性扩张，以及金融机构的惜贷心理，我国的传统货币政策手段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
在过去的30多年里，随着互联网泡沫破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新冠病毒爆发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影响，非传统货币政策逐步成熟，并在世界上的主要发达国家和全球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关键的角色。但是，日益丰富的实践与尚未完善的理论之间，仍然有着巨大的鸿沟，这就需要研究者从实际的问题中，对已有的理论进行进一步的充实和完善，从而对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机理和效果，产生更加科学的认知。
1.在理论上的重要性
与国际上越来越多的非传统货币政策实践相比，已有的关于其影响机理与传递特性的理论模型与分析还比较缺乏。
在“零下限”的背景下，以“预期管理”、“中央银行扩张”等为中心的非传统货币政策手段被大量运用，然而，目前有关非传统货币政策的相关理论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上，且大多以“影子利率”作为计量指标，从理论上进行了检验，而对于中央银行是怎样运用一套“非传统”的非传统货币政策手段来全面地将“非传统”的观点和观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尽管很多学者使用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来分析非传统货币政策的效应，但是已有的模型通常缺少对各类非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的效应机理和零利率下界限制条件下的效应机理的详细描述。因而，学者们很难从世界上各大发达国家不同的货币政策操作中提炼出它们所具有的普遍性，这也是导致有关研究结果产生巨大差异的根本原因。
基于此，本项目将运用动态一般均衡（DSGE）方法，对零利率下限限制与多重非传统货币政策的影响机理进行系统地分析与仿真，进而对具有代表性的非传统货币政策（如前瞻性引导、央行资产负债表重构、定量放松）的传导机理与效应进行更为规范的理论推导。
同时，从社会福利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于经济增长，就业，通胀，金融稳定等不同的政策目标，其对经济增长，就业，通胀，金融稳定等因素的选择与权衡，会对货币政策的决策与执行带来深远的影响。
基于上述理论，本项目拟采用国际上最大的国家（地区）和国际上（地区）的相关数据，从利率曲线和宏观经济变量两个维度，考察我国在不同时间点上的非传统货币政策效应。本项目的研究将帮助人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各类非传统货币政策的作用机理、效应和条件，进而为我国央行在选择和使用多种政策手段时，选择合适的政策对象和选择合适的政策手段，提供更加充分的科学的理论基础。
2.实用价值
从发达国家的实际操作来看，非传统货币政策的制订与执行都必须与国际、国内形势保持一致。相同的货币政策在不同经济体系下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应。随着外部条件的改变，不但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会随之改变，而且所采用的适当和有效的政策手段也会随之改变。
比如，在中国“入世”初期，央行票据曾经是一种主要的金融政策手段，但是后来，由于我国外汇储备的减少，央行票据的作用就越来越小了。而目前，我国银行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种货币政策手段——银行体系中的银行体系，因为银行体系中银行体系中存在着大量的银行体系和银行体系。
随着日本等发达国家在21世纪初期全面步入了“低利率”时期，我国的非传统型货币政策也在发生着相应的变革与变化。然而，央行的政策目的和政策工具的选择，政策工具执行与影子利率的关系，以及影子利率与名义利率的关系，仍然处于一个尚未被揭示的“黑箱”中。
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着包括新冠肺炎在内的一系列外界环境的影响，正在经历着一场革命和改革的大潮。当前，我国经济增速放缓，“零利率”下限的约束，以及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都促使我国的货币政策体系与手段进行变革。
在论证的过程中，将政策目标权衡、生效机制模拟和实际效果检验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为非常规货币政策的设计思路和实施效果提供一个全面的分析框架。这将有利于央行在新形势下，对传统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边界及其影响进行更好地认识，对危机后国家非常规货币政策操作的逻辑和得失进行总结，对货币政策的多种目标进行均衡，并设计出更适合内部和外部环境的货币政策框架进行调整。
通过对非传统货币政策在低息背景下的运行机理和影响的分析，既可以帮助中国进一步充实和完善货币政策工具包，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低利率”和“负利率”做好准备，也可以帮助我们警惕西方国家可能产生的“外溢”。
